文化心理观察：精神父亲，从家庭到社会
中国互联网公司为什么不再提扁平化管理了？
2006年，谷歌中国搬进清华科技园的新办公室。会议室被取名为花果山、东海龙宫和火焰山，打印机则用了五粮液、竹叶青这样的酒名。厨房里放着饮料、水果和零食，柱子与沙发都是彩色的。
谷歌在2005年宣布设立中国研发中心。那是中国互联网向硅谷学习的年代，关于新技术的兴奋，也延伸到了工作应该怎样组织。带滑梯的办公室、随意的称呼、年轻工程师可以参与决定的公司生活，与人们熟悉的传统单位形成了鲜明对照。尤其在讲究级别、资历和逐级请示的国有体制之外，这种文化让人看见另一种可能：进入一家先进的公司，也许就能提前进入一种更平等的生活。
中国互联网公司也有自己的尝试。腾讯使用英文名，阿里使用花名，“某总”被一个不显露职务的名字代替。腾讯云开发者社区的一篇文章解释过这种做法：英文名被用来弱化上下级概念，使身份带来的压力少一些。
今天回看，当年的期待有一种近乎朴素的乐观。把称呼里的等级拿掉，让大家坐得近一些，说话直接一些，似乎旧单位里那些令人厌倦的规矩，也会慢慢退出办公室。
后来出现的画面，却不总是这样。
2017年，陆奇在爱奇艺世界大会上谈人工智能，演示文稿介绍第四次工业革命时，使用了李彦宏的头像。新技术的历史，被安排到了公司创始人的脸上。那份PPT在网上引来嘲讽，百度随后解释，现场误用了测试版本。
这场风波引人注意的地方，在于一种熟悉的姿态出现在了谈论未来的演讲里。互联网讨论中，怎样夸领导、怎样在群里及时表态、怎样把反对意见说成对领导想法的补充，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传授的职场技巧。曾经许诺让人少揣摩身份的行业，又在教人怎样揣摩身份。还有华为系工作微信群的聊天截图曝光，网友说，在网上大家群嘲无耻舔领导屁股沟，私底下当作职场话术教科书。
我越来越少听见人们带着当年的兴奋谈扁平化。英文名仍然在用，互联网公司也依然高歌猛进，只是互联网公司也沦为了领导者的一言堂，再也不见互联网早期的那种革旧迎新的兴奋和意气风发。
精神父亲的诞生
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里，孟烦了见到父亲，要按家规下跪。这个在军营中与人争辩、已经经历过战争的成年男人，到了父亲面前，仍然需要以儿子的身份跪着听训。影视情节资料
传统家庭在影视中常有这样一幅画面：长辈坐着，晚辈跪着，道理从上往下讲。父亲可以愤怒、训斥、失望，儿子需要先安放好自己的身份，再谈自己的委屈。哪怕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，家门之内，那套次序仍然有效。
《无问西东》里也有一场跪着进行的谈话。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想要从军，母亲赶来劝阻，让他下跪背诵家训。她希望儿子能够读书、旅行，与喜欢的人结婚，平安地享受人生。这是一位心疼孩子的母亲，她的恐惧有充分的理由。但镜头里，儿子仍然跪着听她说。影片片段报道
这两种情感可以同时存在：父母深深地爱着孩子，孩子也接受自己在父母面前低一等的位置。亲情包裹着尊卑，甚至让尊卑显得温厚、庄重，成为家教的一部分。
我在台湾的一位老师，曾经讲过自己的成长经历。他小时候早晨五点就要起来晨读，每天写日记，汇报功课。后来去德国留学，按我的记忆，那时他应该已经快三十岁了，仍然每个月都要给父亲写一封家书，而且必须用毛笔正楷。
我一直记得“毛笔正楷”这个细节。书信的内容可以是问候，也可以是近况，但连书写的方式都需要遵守父亲的要求。他已经远在德国，过着一个成年人的生活，与父亲的关系却仍由家里的规矩安排着。那已经是二十世纪，距离和现代教育都没有让这项要求失效。
影视里的下跪与这封家书，让我想到同一个问题：一个人要长到多大，才能在父母面前成为一个有权自己作决定的人？
在这样的家庭里，成年未必带来关系的改变。父母仍然拥有评价和干预的资格，子女即使能够独立谋生，也可能在重大选择之前等待认可。父亲的要求渐渐成为一种内在的尺度，无需他每次开口，孩子已经知道什么会让他生气，什么会令他失望。
这就是我所说的“精神父亲”。他可以是现实中的父亲，也可以由母亲或其他长辈承载。他的权威附着在亲情、家训和养育之恩上，很难仅仅因为子女长大便自然退出。
今天，许多家庭已经不要求下跪，也不再规定家书的字体。但在我所关注的传统家庭里，尤其是乡土关系和长幼秩序仍然紧密的地方，成年子女选择工作、伴侣和生活方式，仍可能需要过父母这一关。礼节松动了，决定权却未必随之移交。
一个人带着这样的经验进入社会，对权威的情绪往往有很敏锐的判断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解释，什么时候应当先表示尊重。后来在办公室里，领导把不同意见理解为威严受到了挑战，下属也很容易认出这场谈话：事情还没讨论完，自己又需要先解释态度。
精神严父是如何继承的
我小时候，班长是可以打人的。
老师把教鞭交给班长，允许他惩罚不遵守纪律的同学。这件事被老师和学生默认接受。班长与其他孩子年龄相仿，区别在于老师给了他授权。教鞭到了他手里，他就可以对同龄人做原本只有老师才能做的事。
多年以后回想这件事，我在意的还有那些接受这种安排的人。拿到教鞭的孩子学习怎样行使权力，挨打的孩子也在学习怎样理解权力。
有人会由此厌恶这种秩序。另一些人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：现在吃亏，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强，位置还不够高。等以后有了成绩、职位和资源，就不用再受这种气了。
这个愿望可以支撑一个人熬过很长的委屈。他也许很努力，认真完成每一项要求，终于有一天成为别人需要小心对待的人。到了这时，过去的经历又可以为他的严厉提供理由。“我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”，是一种很方便的解释。
他希望结束的是自己受压的位置。至于强者是否应当这样对待弱者，可能从来没有被认真怀疑过。
因此，一个人憎恨父亲的专横，并不妨碍他后来成为专横的父亲；受不了领导的羞辱，也不妨碍他掌权后要求下属承受同样的羞辱。对于这套秩序，只要仍有人相信忍耐可以换来将来的支配权，它就有继续传下去的机会。
公开打人的权力受到限制以后，关系也可以用别的方式维持。让一个人反复相信自己能力不足，只有跟着某位领导才有前途；把认可给一点又收回去，使他始终觉得还需要多做一些；在他想离开时，提醒他欠下了多少栽培与照顾。今天人们用“软性PUA”形容这些做法，熟悉的部分是，一个人仍然掌握着另一个人评价自己的尺度。
当服从被称为孝顺，退让被视为本分
公交车上的让座争执，是这种长幼关系进入公共生活的一个小场景。年长者要求年轻人起身，对方拒绝，于是争论从是否需要座位，转向了年轻人懂不懂尊重。只要“我比你年长”被当作充分的理由，陌生人之间就被临时安排出了一套辈分。
回到家庭，这套关系有更深的感情基础，也更难退出。催婚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。
孩子已经工作，能够负担自己的生活，父母却觉得有一件大事还没有完成。没有结婚，仿佛就还没有安顿好。相亲对象要继续找，见面要继续安排，谈过的关系为什么没有结果，也需要有个交代。
对子女来说，负担是自己的生活不断受到干预。一段关系是否合适，本来就需要时间判断，现在还要顾及父母能不能等、会不会失望。拒绝一个相亲对象，可能意味着接下来还要安慰父母；表达不想结婚，又可能让一次普通谈话变成全家的危机。
父母也背着另一种负担。他们把子女的婚姻算进了自己的责任，孩子一天没有结婚，这项责任就一天没有完成。他们可能担心孩子以后无人照顾，也可能承受亲戚的询问，觉得自己没有把孩子的人生安排妥当。催促因此被理解为尽责，停下来反倒像放任不管。
双方都很累。子女希望父母少干涉一些，父母希望子女尽快作出一个让自己安心的选择。孩子的退让能暂时减轻父母的焦虑，却也确认了父母继续介入的资格；父母的催促越密集，孩子越难把自己的犹豫和真实想法告诉他们。
这样的谈话最后常常停在“我们也是为你好”。善意是真实的，却没有回答决定应当由谁来作。只要父母仍然认为自己需要对子女的人生负责到底，子女的自主就容易被看作对这份责任的不体谅。
我觉得，这就是催婚里那个互为负担的死结。父母难以卸下替孩子安排人生的责任，孩子难以摆脱满足父母期待的义务。两个人生被捆在一起，一方只有接受另一方的安排，关系才能暂时恢复平静。
孝顺在这里逐渐变成一种结果要求：父母安心，才算孩子做得对。子女即使关心父母、愿意照顾他们，也可能因为没有按时结婚，被认为不够懂事。感情与服从被放在一起衡量，拒绝安排的人，还需要证明自己并没有辜负养育。
这套理解离公司并不远。一个人接受过领导的照顾，想离开时便可能被问到是否对得起栽培；对安排提出异议，又可能被提醒领导是在为他的前途考虑。面对这种说法，从小熟悉家庭责任的人，很容易先感到亏欠，再考虑自己是否愿意。
家庭中的权威关系如何进入公司管理
2024年，刘强东关于“兄弟”的话又一次引起争议。在内部讲话中，他把业绩不好又不拼搏的人排除在“兄弟”之外。这种说法受到关注，也因为他此前多次用兄弟称呼员工，谈为他们提供保障、改善生活。⁵
一个工作关系里的评价，由此带上了亲疏的分量。做得好，可以获得报酬，也得到大哥的认可；做得不好，还可能失去关系中的位置。谁有资格继续做兄弟，由掌握资源的一方决定。
对于熟悉家长式关系的人，这种语言很容易被理解。有能力的领导承担风险、照顾下属，下属回报忠诚和努力。在顺利的时候，双方甚至可以从中获得很深的信任。困难出现在下属想拒绝的时候：一项工作安排，可能连着一份难以拒绝的人情。
“家长式领导”研究讨论的正是这类关系。威权可以与仁慈同时存在。一项针对中国企业员工及主管的研究发现，领导的威权行为与员工较少建言相关。⁶ 受到照顾与不敢说话，可以是同一个员工的两种日常经验。
控制也就容易被解释成责任。领导替下属把方向，父母替孩子避开风险。一个决定都亲自过问，显得尽职；别人事事请示，又让这种尽职获得了回报。久而久之，被需要和被服从可能带来满足，放手反倒令人不安。
我想，这也是扁平化管理容易遇到阻力的地方。领导可以接受所有人直呼自己的名字，却未必愿意接受一个年轻员工当众证明自己错了。减少汇报层级，也可能让更多决定直接来到创始人面前。管理变得更短，个人的权力却更集中。
下属很快就会读懂这些区别。公司鼓励独立思考，而晋升时被看重的是让领导放心；会议欢迎讨论，而提出异议之后还需要单独解释态度。人会根据这些后果调整自己的行为，逐渐把心思用到更安全的地方。
于是，扁平化的承诺被一件件小事改写。新人入职时学会英文名，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再学会什么时候应该闭嘴。
来自台湾的启示
在台湾交换的时候，我的同学会很自然地把女友或男友带回家，见父母，一起吃饭。有的同学交往对象换得频繁，甚至隔一个月，带回家的就已经是另一个人，父母也没有过多干涉。
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。谈恋爱可以进入家庭的日常生活，父母知道，也见面，但孩子并不因此把这段关系交给父母决定。
放在我熟悉的家庭文化里，见家长容易成为一道程序。对象是否合适，家庭条件怎样，关系有没有未来，都可能由此进入长辈的评议。台湾同学带伴侣回家吃饭的自然，让我看见另一种可能：父母参与孩子的生活，同时给他的选择留出空间。
政治上的差异也有类似的意味。在我所观察到的台湾家庭中，支持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两代人，可以在同一张桌上交换意见。年长的一方不必因为被反对就退出谈话，年轻的一方也不必把政治立场变成孝顺的证明。
台湾有与我们相近的东亚文化背景，这使这些日常经验格外值得留意。同样重视家庭，也可以容许家庭成员有不同的生活；同样存在代际分歧，也可以让一个年轻人保留自己的判断。政治与家庭文化的变化，在这些相处方式里变得可见。
对于我来说，平等在这样的时刻才有了具体的样子。父母不一定认同，但孩子可以继续选择。意见没有统一，饭仍然可以一起吃。
家庭文化是社会权力关系的显微镜
谷歌中国那篇二十年前的搬家博客里，员工为没能参与会议室命名而抱怨，负责的人答应下次让大家参与。如今再读，这个细节比彩色沙发更能说明当时令人向往的东西：一个资历不高的人，可以认为自己有资格提出不满，而关系不必因此变得紧张。
我小时候的课堂提供了另一种经验。老师把教鞭交给班长，学生接受这项安排。参与权力的方式，是得到授权之后管理别人；对权力提出异议，则没有同样现成的位置。
带着这两种经验长大的人，走进同一家采用扁平化管理的公司，可能对平等抱有很不一样的预期。有人觉得讨论本来就该允许分歧，有人觉得领导允许讨论已经是一种宽容。遇到冲突时，后者更容易把自由发言当作一项随时可能被收回的许可。
家庭就是这样进入社会的。它很少直接教孩子怎样管理公司，却在孩子能够说话的年纪，就开始教他谁的话更有分量，谁的愤怒必须认真对待，自己的选择需要经过谁的同意。学校和组织接过这些人，又用各自的奖惩巩固他们的经验。
如果中国社会希望走向自由、民主和平等，家庭里的这些安排就值得被重新看待。一个人在公司里盼望上司尊重自己，回到家后，也可能难以接受孩子拒绝自己的安排。我们对权力的批评，会在自己成为父母、长辈或领导时遇到更贴身的考验。
在台湾，同学带伴侣回家吃饭的场景，让这种改变显得没有那么遥远。父母仍然是父母，关心和建议也都可以继续。孩子只是拥有了一部分无需批准的人生。
我们曾经给办公室里的每个人换上新名字，期待权力关系随之改变。二十多年过去，也许还需要回家看看：那个已经长大的孩子，是否能够说出自己的决定，而不必先请求原谅。